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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述官钧瓷器明代造的可行性_[#第一枪]

发布时间:2021-06-07 15:10:16 阅读: 来源:PVC排水管厂家

“官钧”瓷器烧造于北宋的观点,缺乏可靠证据,以下,在提出我们的观点之前,对“北宋说”作一系统剖析。

(一)“北宋说”之伪举证

持“北宋说”者,目前所能提供的依据,大致有五:明清文献、器形比较、“宣和元宝”钱范、“奉华”铭钧瓷、徽宗修建“艮岳”与“花石纲”之役。简析如下:

1.明清文献

从对明代文献的考察来看,“官钧”瓷器地位在明代一直不高,与“柴汝官哥定”不能等量齐观。况且,没有任何明代文献断言“官钧”瓷器烧造于宋代。只有明末伪书《宣德鼎彝谱》,首次将钧窑排名在定窑之前,暗示钧窑为宋代名窑。这也就为后来的“北宋说”埋下伏笔。清初孙承泽《砚山斋杂记》承袭《宣德鼎彝谱》中钧窑的排名,并首次提出“宋钧”概念。之后,《南窑笔记》等更将 “官钧”年代明确为北宋。不难看出,清人“宋钧”之说系从明末文献中衍生而来,不足凭信。

2.器形比较

冯先铭曾以“传世大批宋代钧窑花盆、出戟尊、奁等器,其质量造型与宋代官、汝、定有共同点,都是为宫廷烧造的”为依据,认为“官钧”为北宋产品。不过,他并未对相关器物的源流、演变及特点作具体考察与排比,只是泛泛而谈,失之笼统。其实,根据我们的研究,“官钧”瓷器与汝、定、官等宋代瓷器并无明显共同点,倒是与明代器物有较多共性。

3.“宣和元宝”钱范该钱范可说是“北宋说”的关键性证据。对于钱范存在的诸多问题以及借此来证明“官钧”年代的局限性,李民举、罗慧琪已分别从其形制、书体、宋代铸钱业的管理及宋钱的铸造工艺等方面作了较全面深入的探讨。由于最初发表“宣和元宝”钱范的文章过于简略,以至于这枚钱范作伪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破绽被暂时掩盖了。下面就此作一补充说明。

在2003年出版的《中国古陶瓷标本.河南钧台窑》一书中,作者赵青云首次发表了大量钧台窑资料(即1973一1974年钧台窑址发掘资料),其中“宣和元宝”钱范的背面图片也首次披露。令人称奇的是,钱范背面竟模印有“崇宁年制”四字。众所周知,崇宁为宋徽宗于公元1102年至1106年间使用的年号;而宣和亦为徽宗年号,其启用于公元1119年。这枚背面印有“崇宁年制”的钱范,其钱文年号竟然是晚于崇宁10余年才启用的“宣和”。其作伪之拙劣令人瞠目。

4.“奉华”铭钧瓷

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的《中国陶瓷史》称,“奉华”铭钧瓷见有两例:一是底部刻“奉华”铭的传世钧瓷:一是1975年禹县神垢一瓷厂调查钧台窑遗址时采集的l件“奉华”铭钧瓷出戟尊残底。但据刘涛先生的调查,“奉华”铭钧瓷出戟尊残底从未公开发表,下落至今不明,而“奉华”铭传世钧瓷似也未见公开。这么重要的资料竟如此不清不楚,似无法作为研究依据。退一步讲,即便“奉华”铭出戟尊残底真的存在,亦同样不能为“北宋说”提供支持。“奉华”传为宋高宗刘妃所居堂名,而据《中国陶瓷史》介绍“奉华”铭出戟尊残底的刻铭,为烧前所刻,如果“官钧”为北宋产品的话,其窑址采集的器物怎么可能刻有南宋高宗刘妃的堂名呢?显然,这件所谓的“奉华”铭钧瓷出戟尊残底作为研究资料不足采信。

5.“艮嶽”与“花石纲”对“花石纲”与钧窑的关系问题,李民举曾作过研究。遍查宋元有关文献,始终未发现二者之间有什么联系,就连阳翟(今禹州)名士曹组应诏所记内容详尽的颂“艮嶽”一文,也只字未提阳翟为宋廷烧造“花器”之事。所以把“官钧”瓷器与徽宗修建“艮嶽”与“花石纲”之役相联系,纯属主观臆测。此外,若将“官钧”瓷器的年代断为北宋,还会发现其缺乏赖以产生、发展的技术基础。刘涛先生已注意到这一点,他认为,“官钧”应是在民窑普通类钧瓷的基础上发展而来,而通过考古资料特别是纪年资料观察,这类钧瓷大量烧造并普及的年代当在金代中后期。所以,从事物发展的规律来讲,“官钧”瓷器的年代不可能超越金代。

(二)“官钧”瓷器烧造于永乐、宣德时期

通过比较研究,我们已将“官钧”瓷器的烧造年代初步判定在明早期。那么,更具体的时间可否探知呢?对此我们有以下几点认识:

1.钧台窑遗址新发现的某些器物,如方流鸡心扁壶、高足碗、大罐、出戟尊等,与永乐、宣德时期的景德镇瓷器及明早期掐丝珐琅制品特征相同。特别是方流扁壶,是富有时代特征的器物。在景德镇瓷器和其他金属器中,方流鸡心扁壶似仅见永乐或稍晚制品。

2.从南京明故宫遗址考古资料来看,在连续三次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中,都未发现“官钧”瓷器遗存。对于这类较易损耗的“花器”未能发现的合理解释,或只有一条:“官钧”瓷器在永乐朝之前尚未烧造。

3.从社会条件和宫廷需要看,永乐、宣德两朝,国力强盛,经济富足,皇室对宫舍苑囿之器用必然会有更高的要求。永乐四年至十八年,数兴大工,营建北京宫殿,而新宫殿的装点美化无疑需要大量“花器”。宣德时,宫廷生活更加奢靡。陆容《菽园杂记》卷七谓:“宣德年间,朝廷起取花木鸟兽极诸珍异之好,内官接迹道途,骚扰甚矣。”可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,“官钧”瓷器得以大量烧造。

4.明早期“官钧”窑场所在地区瓷业发达,窑变色釉烧成技术高度成熟。过去人们总认为,北方地区瓷业从金元开始走下坡,及至明清更是江河日下。而实际上,明代北方一些地方的传统瓷业仍保持繁荣发展的态势,如“官钧”窑场所在钧州(万历三年后改称“禹州”)即如此。据我们的观察与研究,明中前期,在整个北方,钧州可说是瓷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。其大宗产品如白地黑花褐彩瓷器等,不仅产量大,流通范围广,而且工艺成就也十分突出。传统产品钧瓷,在明代钧州虽非主流产品,但其基础深厚。而这也正是“官钧”瓷器赖以产生的必要条件之一。其实不难发现,与金元钧瓷相比,“官钧”瓷器的突出特点和成就之一,也就是窑变色釉(即所谓“高温铜红釉”)烧成技术的高度成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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